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及司法实践中，“交通肇事逃逸”作为法定加重情节，通常会导致行为人承担更严重的行政、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。并非所有事故后离开现场的行为均必然构成法律意义上的“逃逸”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指导意见明确，在某些特定情形下，当事人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“逃逸”。以下结合法律精神与实践，梳理六种不予认定逃逸的常见情形。
一、为救治伤者而离开现场
行为人肇事后，首要义务是救助受伤人员。若其为使伤者得到及时救治，在未破坏现场、标明位置的前提下，驾车或采取其他方式将伤者紧急送医，并在事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，接受处理，其离开的核心目的是履行法定义务，而非逃避责任。此种情形下，其离开行为不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，故不应认定为逃逸。
二、不知晓事故发生而驶离
认定逃逸需以行为人“明知”发生交通事故为前提。若因客观条件限制（如光线昏暗、噪音干扰、轻微刮碰未察觉），行为人确实未意识到事故的发生而驾车离开，则缺乏构成逃逸的主观认知要件。其行为属于过失驶离，与故意逃避责任有本质区别，依法不予认定。
三、因遭受威胁恐吓被迫离开
事故发生后，行为人本欲履行报警、救助等义务，但现场其他事故相关人员或其亲友等，对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或现实恐吓，致其人身安全受到紧迫危险。行为人为避免遭受进一步伤害而暂时离开现场，并在脱离危险后及时报警归案。其离开系迫于不可抗力的外力胁迫，主观上无逃避意图，故不构成逃逸。
四、为履行其他紧迫法定义务
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，面临需同时履行的多重法定义务冲突。例如，车上载有危重病人需立即送医，或正在执行抢险、救护等紧急任务。在此类极端情况下，行为人在对事故现场进行必要标识（如放置警示标志）并立即报警说明后，先行履行更为紧迫的义务。其行为经过利益衡量，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，不应简单认定为逃逸。
五、协商后离开且未逃避责任
事故发生后，双方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异议，自行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并即时履行完毕，或约定后续处理方式后离开。之后一方反悔报警，但离开方在协商时并无逃避责任意图，且能证明协商过程真实存在。此种基于民事和解的离开，因缺乏“为逃避法律追究”的动机，通常不认定为逃逸，相关争议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。
六、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
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虽曾短暂离开，但系出于短暂恐慌等心理，随后能主动向公安机关、司法机关或其他相关部门投案，并如实供述事故经过，自愿接受处理。其后续行为表明其并无永久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，且主动归案降低了社会危害性与司法成本。根据鼓励自首的刑事政策及相关司法解释，此种情形下对其最初的离开行为可不认定为逃逸。
正确区分上述不予认定情形与真正的逃逸行为，对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、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司法的精准适用具有重要意义。执法与司法部门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、客观行为及全部情节，审慎判断，避免客观归责，以体现法律的公正与温度。公众亦应明晰自身法律责任，事故发生后首要选择应是保护现场、救助伤员并依法报警。
